作者：第一财经 马一帆
中国球迷担心，曾经被称为“亚洲第一联赛”的中超联赛未来是否还能正常举办。
水电费、伙食费被拖欠、队员义务打工、11个人凑齐才参加比赛、队员自掏腰包支付旅费……这是目前不少中超球队的现状。
广州恒大曾两度夺得亚冠冠军，创造了中国足球的历史，上海上港也闯入了亚冠四强。但如今，中国的亚冠征程却进入了8年来最艰难的时刻。
这背后，是足球“房地产时代”的终结。2010年至202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额从1万亿增长到17万亿。房地产的暖风也吹到了足球。近十年来，中国足球产业与房地产结缘深厚，巅峰时期，16支中超球队都背靠房地产。随着房地产行业的没落，如今房地产金融家们自己也是“十口锅九个盖”，无法给足球输血。
十年如梦，曾经嚣张的地产商每年向尚未盈利的足球俱乐部投入数亿美元，确实给中国足球带来了短暂的巅峰与辉煌。浮华过后，地产商的资金支持已难以为继，濒临崩溃的足球队不得不另谋出路。地产或许只是中国足球的过客。
危机蔓延
2013年11月的一个夜晚，广州气温宜人，天河体育场座无虚席，五万球迷汇聚成一片红色海洋。广州恒大夺得亚冠冠军，在中国足球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央视在报道中用了“广州恒大，亚洲之巅”作为标题。这一辉煌时刻，已经过去了8年。
如今，中国球队的亚冠之路进入了8年来最艰难的时刻。近日，亚足联公布了2022年亚冠参赛牌照名单，中国仅有6支球队获得新赛季亚冠参赛牌照，且全部为“限制性准入”，无一球队获得直通资格。
相比之下，过去五个赛季，中超联赛每个赛季都有超过10支球队获得“直接准入”许可。今年，日本有54支球队获得批准，韩国有18支球队获得批准，澳大利亚和印度也有8支球队获得批准。
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怎么了？
“肯定和现在的经营状况有关，大部分中超俱乐部的母公司都是做房地产的，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母公司给俱乐部的输血有限，而足球是一个严重依赖母公司输血的行业，如果停止输血，俱乐部马上就会休克。”一家中超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辛波对财新记者说。
另一方面，疫情也带来了附加影响。“疫情过后，国内俱乐部出国比赛太难了，机票难买，球员容易感染。比如今年6月，北京国安派球员去打亚冠，5个月后才回来，最后9名球员11月22日才回京，5个月期间所有费用都是俱乐部承担的。再加上现在的经营状况不太好，有些球队干脆放弃了。”
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即将开始，此前外界曾纷纷猜测下一届中超联赛将难以如期进行。
于是，12月1日，中超联赛第二阶段赛程正式公布，距离开赛仅剩11天，大部分球队都在克服困难，组织起来。
“这次联赛就像是大家的‘自我救赎’，我相信最后还是会正常举办的，哪怕有的俱乐部欠薪、停训，甚至连交通费都负担不起，但只要能凑齐11个人中国人投资的英超球队，都会去打比赛。现在行业确实很困难，球员能做的就是好好打球。目前赛区住宿、餐饮等费用都由赛事主办方承担，唯一需要支付的钱就是交通费，有的球员是自掏腰包来参赛的。”辛波说。
另一家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黄河认为，各俱乐部应该站在维护中超联赛形象和稳定的高度，想办法克服困难参加比赛，但这会对联赛整体品牌形象和比赛激烈程度带来直接影响。
国内大部分球队如今都大不如前，为了让球员好好休息，恒大多次动用私人飞机接送球员，如今这些飞机都被恒大处理掉，以解燃眉之急。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部分中超俱乐部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财务危机和经营困难。”
危机早在苏宁出问题时就开始蔓延，今年2月，江苏足球俱乐部（原江苏苏宁队）发布公告，停止运营旗下球队，曾经夺得国内男女足顶级职业联赛冠军的江苏队暂时消失，令人惋惜。
今年9月，中超8冠王广州队也出现严重经营困难，向广州市体育局申请托管，有消息称母公司恒大已将球队账面上的经营性资金全部抽走，导致广州队自10月起开始拖欠工资。
北京国安最近也在与球队高薪球员协商，希望他们能接受降薪50%。重庆两江竞技因水电煤气及食品供应商欠款宣布停工，无法支撑日常运营。河北队也因无力交水电费，决定停工休假，全体员工联名表示将无偿工作，目前正计划以低成本召集11名球员参加中超比赛，颇为惨烈。
金元
除了大宗建材、家居家电等房地产上下游产业外，还有一个与房地产深度关联的产业——足球。
90年代，万达将大连足球推上巅峰，55场联赛不败，让万达名声大噪。建业的胡葆森、绿城的宋卫平也在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初成为投资者。但2000年以后，房地产和足球没有绑在一起，万达退出足坛，宋卫平怒斥“甲乙五鼠”，地产商集体“踢足球”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2010年，许家印在香港“牌友”的帮助下刚刚走出债务危机，靠上市成为中国首富。就在广药因假球案被勒令降入中甲联赛之际，投资方广药集团宣布退出中国足坛。许家印当即决定以1亿元的低价收购广州队。钱很快就到了，合同刚谈好，恒大就拿出2000万元来结清欠薪。
2010年至202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从1万亿增长至17万亿，房地产行业迎来又一个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期，房地产暖风也吹到了足球，迎来了“黄金时代”。
不仅许家印，其他房地产商也几乎同期入市。
2011年，王健林归来，称将拿出20亿到30亿人民币，对中国足球进行全方位支持。同年，广州另一家房地产商富力也接手陷入欠薪状态的俱乐部，更名为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并将主场迁至广州越秀山。
当时并不缺钱的恒大组建了一支阵容超强的球队，2013年创造了中国足球历史新纪录，首次夺得亚冠冠军，“广州恒大”的名字响彻整个中国足坛。
主教练里皮、埃尔克森、穆里奇、孔卡三位外援以及郑智、冯潇霆、郜林、张琳芃、孙祥、赵旭日、黄博文、曾诚等球员的强势表现让人记忆犹新。
2014年，绿地收购老牌球队上海申花；2015年，苏宁入主江苏队。此时，中超16支球队的母公司或多或少都有房地产业务，有的以房地产为主业，有的则作为副业。
近十年来，中国房地产业追求规模经济，加杠杆，高溢价拿地、高周转、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房地产业的做事风格也“感染”了足球。房地产开发商在足球产业投入巨资，各队高薪聘请国家队球员和外援。赢一场比赛就能得到数百万元的奖励。中国国足前主教练里皮在法国足球媒体列出的世界足球教练年薪排行榜上，以2300万欧元的年薪位居第二。
房地产给中国足球打了一针强心剂，带来了一场期待已久的胜利。广州恒大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三年两度登顶亚洲之巅。天河体育场数万人组成红色浪潮。亚冠决赛之夜，球迷总会用粤语唱起《海阔天空》：“多少次，面对冷眼和嘲讽中国人投资的英超球队，我从未放弃心中的理想。”
中国球迷松了一口气，足球在中国重新成为一项有魅力、有荣誉、有市场的运动，而这背后，房地产开发商砸下无数“小目标”。
巨额亏损背后
巨额亏损是俱乐部辉煌背后的代价，房地产开发商似乎从来不想从足球中获取经济回报，他们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我们每年都在亏钱，小俱乐部一年亏2-3个亿，像恒大这样的俱乐部，一年亏近20个亿。”辛波说。另一位中超俱乐部内部人士透露，“我们一年亏5-6个亿。”
河南建业董事长胡葆森在2019年的一场活动上提到，自己投资足球一年亏10个亿：“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河南建业是唯一一家没有换名字、没有换赞助商的俱乐部。我跟马云、郭广昌都聊过足球，郭广昌投资英超狼队赚了钱，但我们一年亏10个亿。”
广州恒大俱乐部2018年度财报显示，俱乐部营业收入6亿元，营业成本约24亿元，净亏损18亿元。2019年度财报，总成本高达29亿元，亏损高达19.4亿元。最大一笔支出花在归化球员身上，埃尔克森的转会费就高达4052万元，费尔南多的转会费为2830万元，而恒大租借球员保利尼奥的召回费更是高达9600万元。
恒大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母公司恒大的广告费，前几大客户还包括恒大的供应商，比如三棵树涂料、广东联塑、马可波罗陶瓷等。
至于为何花这么多钱做足球，有的地产老板说是因为热爱足球，也有人说是为了广告。许家印曾说，电视广告每秒要花15万元，一场足球赛要几个小时，投资足球不仅成本更低，宣传效果也更好。
王健林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更坦诚。2011年万达回归中国足球时，王健林发表讲话，阐述了自己投资足球的三大理由：领导指示、社会需要、情怀不减。“万达之所以回归足球，首先是领导的重要指示，希望我能担当起责任，大力支持中国足球振兴。”
“足球是政绩，也是地方的一张名片，很多地产企业家认为政府需要足球，房企投资足球就是在帮地方政府买单。”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足球能把企业和政府联系起来，对于需要经常和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房企来说，这比获得品牌效应更重要。一些房企投资足球后，就借助足球或体育概念拿地，避开激烈的招拍挂，就是在更隐蔽的条件下收回投入足球的钱。
但足球产业无法自行产生收入，当背后的房地产赞助商不再拥有足够的资金时，足球的黄金时代也将结束。
谁将接任？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27年的历史中，烟草、酒类、家电、快速消费品、医药、房地产等行业均曾作为幕后金主。
“房地产之后，谁来接手足球？目前，大多数俱乐部的股权改革都没有成功。”辛波对《财新》表示中国人投资的英超球队，他认为唯一成功的案例是山东泰山队。今年初，国网山东电力将山东鲁能40%的股权转让给济南文旅。“从一个国企转到另一个国企，更稳妥。”
多数俱乐部将股权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国企和地方政府身上。如重庆队引入了重庆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河南队则借改中性名之机引入了郑州、洛阳等地方政府。“这些俱乐部纸面上已经完成改革，但资金尚未完全到位。”另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放眼四周，很难找到一个行业，像过去的房地产行业一样，愿意用真金白银去扶持足球这张烧钱的“地方名片”。
但黄河告诉记者，职业足球俱乐部股份制改造是必然趋势，也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要求。
早在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其中就提出“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提出政府、企业、个人要实行多元化投入，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投入足球场馆等资源，形成合理的投入来源结构，推进俱乐部区域化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非企业化。足协后来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以这个方案为依据。
足球俱乐部现在正面临最艰难的时刻，疫情导致俱乐部主客场比赛无法进行，甚至门票收入也损失殆尽。“这不是俱乐部无法生存的根本原因，足协去公司化‘中性名’规定也不是根本原因。足协的种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限制了俱乐部过度投入和烧钱。”辛波认为，如今职业足球俱乐部最根本的问题是无法自造血液，收入与投入不成正比。
但危机中蕴藏着机遇，中国足球市场依然存在。辛波发现，自己所在的城市，踢街头足球的业余足球迷越来越多，足球氛围也越来越浓厚。职业足球是靠一时的成败来评判的，但对于中国足球产业来说，需要做一些更长远的事情，让更多的中国人喜欢足球、能够亲身参与足球运动，这样足球产业才有能力自产血液。
辛波认为，足球从业者必须坚持度过这个困难时期，等待足球产业真正回归，不再依赖其他产业的输血。
足球投资者旋转门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房地产曾努力抬高足球的资本价格，但最终只是中国足球的过客。
*应受访者要求，辛波、黄河为化名